小姨_睹物思人_海天散文
我的小姨,是我母亲的同胞妹妹。 在母亲弟兄姊妹里,小姨是老幺,年龄最小。没有想到的是,在我这一生中,小姨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已经不亚于我的父母。几十年来,我的工作、生活都和小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 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因为姐姐得了骨髓炎腿病要住院,那时弟弟还小,母亲无暇顾及我,就把我临时送到姥姥家。姥爷在外不在家,家里只有姥姥和小姨。我觉得时常都是小姨在照顾着我,对我呵护有加。当时小姨也就十七、八岁,个子高挑,头发乌黑,梳着两条辫子,显得很漂亮。也就从那时开始,我觉得在这人世间,除了父母、弟兄姊妹几个外,还有个让我感觉最为亲近的亲人,那就是小姨。 记得那天,小姨要和社员们一起劳动,生产队里不是用牛马,而是使人拉马车,往地里送肥,这肥是干草,也或是麦秸沤成的。那时为了土地肥沃,使庄稼长得好,几乎村村都提倡积肥,家家户户都有个肥坑。秋天收获后的庄稼地要上肥时,社员们便把沤好的草或麦秸肥,从肥坑里一锨一锨地挖出来,在肥坑旁边堆成一个长方形肥堆,待生产队里用尺子量完,顶作劳动工分,而后被一车车拉运到地里。 在小姨要和社员们拉马车往地里送肥前,她给我拿了一块馍塞到我手里,然后交待我不要到处乱跑,让我坐在门外旁的一个石头门墩上,一边吃馍一边等着她回来。 姥姥家的土院墙因为盐碱太厉害,经风蚀后不停地掉土,变得很矮,遮挡不住东西,且还有一条路斜着从院子里通过。我坐在门墩上,一眼就能看到院外南边的一个丁字路口处,小姨正和社员们一边说笑,一边拉着肥车正向村南地里走时的情景。 后来,小姨要送我回家。 多少年以后小姨这样给我说,那是由于我说想家了,想回家引弟弟海晟耍了,她才背着我,一步一步地将我从马营村背到了千村。那时不像现在有公交或摩的,只要不是太远,十里八里,三里五村的,人们要来来往往,全靠两条腿走。 也就在我此时对小姨有了深刻印象之后,待我再回姥姥家走亲戚时,却只看到了姥姥、姥爷在家,却再也没有看到过小姨的身影。 听母亲说,小姨被她的哥哥,也就是我的舅舅接到了新疆。我现在推断,那时间应该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那也是我童年最刻骨铭心的日子,家里生活极为拮据,家里连盒火柴都买不到,另外还有吃的盐,后听说都是“四人帮”干扰所导致的。 一年夏天,小姨终于回老家探亲来了,给我们家带来了两封“新疆火柴”,还给我大哥带回来了一套灰布工作服。 那两封“新疆火柴”,让我们家做饭时不再四处到邻居家点火而发愁;小姨给我大哥带来的那套灰布工作服,穿在大哥的身上,让我羡慕不已。 小姨和我母亲一样,是个大嗓门。她到我们家来,还没有进我们家院子,我就听到她和她的二姐,也就是我母亲在院外路上相互打招呼说话的声音。 二 几年之后,在小姨的同意下,我来新疆随小姨生活,这是舅舅和小姨商量之后做出的决定。 用现在小姨和舅舅的话来说,就是“为二姐减轻负担”。 母亲在他们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二,上面是大姨(出嫁到马营邻村的王庄,大姨父曾是村上的党支部书记),母亲的下面依次是舅舅和小姨。因此,舅舅和小姨都叫我母亲为“二姐”。 在小姨看来,在他们兄弟姊妹中,属我母亲嫁的家里最穷,开始我的姥姥、姥爷是不同意的,后来同意的主要原因是介绍人说我父亲人很老实,才勉强同意了这门亲事。 一个人的老实,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人们找对象衡量好与不好的重要标准。事实上也就是这样,父亲原本在焦作国营农场工作,是拿工资的,正是因为父亲老实,在叔叔到了广州当海军之后,爷爷说家里缺劳动力,就捎信让父亲回家种地。父亲在弟兄两个中是老大,作为长子,父亲听了爷爷的话,便辞职回家。从此,父亲再没有出去务过工,在家乡那片土地上劳作了一生。 据母亲回忆说,父亲在焦作国营农场是做厨师的,被爷爷弄回来后,农场的人念他老实,人品也不错,曾经几次带话回来让他再过去,但他始终没去。 家里弟兄姊妹多,父亲负担过重,他像牛一样没白天没黑夜地劳作,早早就将身体累垮,身体很不好,五十岁刚出头,就在一次抗洪给黄河大堤缺口处拉车送树枝时,途中因劳累一头栽到地上,再也没有起来。后来听说抗洪部队的军医发现赶到后进行了抢救,但最终也没有挽回父亲的生命。 父亲去世后,小姨为了给我们家减轻生活负担,这才同意我到新疆来随她谋生。为此,小姨和舅舅曾经给我计划,让我在新疆干上几年的临时工,攒点钱,然后回家讨个媳妇,好好过日子,但后来我的发展,比他们预先给我设定的计划要好一点,这是小姨和舅舅共同为我操心费力的结果。 刚来新疆时,我十六、七岁,年轻气盛,脾气倔,因找工作不理想,曾经不止一次惹小姨生气,闹着要回去,但生气归生气,更多的是小姨给我摆事实、讲道理,特别是通过身边的,或社会上发生的一些现实生活的事例,给我做了一系列的“思想工作”,使得我最终在新疆扎了根有了家。否则,我这匹脱了缰的“野马”,一旦被放纵了,真不敢想象在人生之路上能滑到哪里去? 三 当我跟随小姨生活后,才慢慢地知道,多少年来,小姨虽然在城里有了家庭,但生活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 在表妹常红刚一岁时,小姨的丈夫,在煤矿化工厂锅炉房上班时不幸因心脏病去世。那时小姨还没有正式工作。此后,小姨就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着表妹一起生活,生活经历着艰辛。 可能是看到到小姨生活的不容易,小姨父的哥哥,还有个小姨父的山东老乡,人们都称呼他为“老侯”,而小姨让我和表妹都叫他“侯伯伯”的四处奔忙,为小姨找工作指标,使得小姨有了工作。 有了工作之后的小姨起初是在煤矿化工厂的家属院值班。 所谓值班,就是等人们都上班走了,家里没人了,小姨就戴个印有“值班员”的红袖标,在所负责的那片三排小平房家属院转悠,看有没有生人来家属院?看谁家的院门锁好没有? 小姨在家属院值班的时间最长,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厂人事科才将她调到车间工作。相比在家属院值班,车间的工作自然是比较辛苦,也是比较累的,但小姨却显得很开心。她不止一次下班回到家里说,在车间上班比在家属院值班好,因为在工作中能够接触到不少同事,能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当然,无论是家属院做安保值班员,还是在车间当工人,小姨工作都很踏实认真,又积极能干,团结人,为人谦和厚道,性格也开朗,深得同事们好评。我印象中她担任过很长时间的工会小组长,曾被厂里评为工会优秀积极分子。 四 记得来新疆小姨家时,我在郑州坐上火车后,经过了三天三夜的长途旅行,才来到我平生感到距离故乡最为遥远的新疆乌鲁木齐市。 下了火车,舅舅已经在火车南站的站台上等候我多时了。当我刚提着行李从火车厢里走下来,就听到舅舅“海江!海江!”喊我名字的声音。出了火车站,在广场上停了一辆帆布小汽车,是舅舅专为接我找的。在小车上,舅舅给我说:“现在就到你小姨家去,你住在那里,先休息两天后再考虑找工作的事儿!”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舅舅家四口人,住的也是小平房,住房面积小。在我来新疆的一年后,舅舅家才搬进了单位分的楼房,五楼,面积五十多平米,仍然不大,仍然略显拥挤,表弟光远连个卧室都没有,晚上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因此,按当时的住房条件,我住在舅舅家里显然不方便。为此,这也是舅舅和小姨商量之后,让我来后住在平顶山上小姨家里的原因。 乌鲁木齐市所谓的“平顶山”就是一个土山坡,用现在的话来说叫“棚户区”,几十栋年代已久的小平房很整齐地排在山坡上。在排排小平房上,家家家户房顶都有个铁桶般小烟囱。一到冬天,房内炉子一烧,整个山坡上煤烟四处弥漫,呼吸起来嗓子和鼻子都会感到不舒服,空气质量差,也很少能看到太阳。 冬天的道路,雪堆积的使得路面越来越高,没有人铲除,因为没有下水,有的住家户将做饭用的脏水倒在路面,变成了冰路,走在上面要格外小心,否则就会被滑倒。夏天,遇到下雨,小巷道里泥泞一片,污水横流,很少有干净的地方。 那时平顶山上不通自来水,距离小姨家住的那排小平房西的坡上路边有个压水井。说是压井,实际是管道井,就一个井口,水无非是没有通到各家各户。记得我来新疆的第二年,平顶山上才开始埋设通往各巷道的塑料管,排排小平房才开始有了自来水,不用再到“压井”处去挑水了。 平顶山山坡下,有条弯曲并不宽阔的公路。公路的东侧有一大片菜地(小姨说那里是“农业社”),菜地里有一条直通头宫的小斜路,间或有几座蔬菜温室,还有一个水泥铺就地面的像篮球场那么大的旱冰场。小斜路呈“Y”字形,中间分叉后,一条通往头宫,一条通往现在的克拉玛依西路同阿勒泰路的交汇处。 在那时,头宫有门面房,有企、事业单位,在乌鲁木齐比较有名气的乌鲁木齐市公交总公司就地处这里。在我看来,这里才是乌鲁木齐市区。距离头宫东南方向,也就一公里左右,是当时我心目中乌鲁木齐最为繁华的“友好路”。 表妹常红在距离平顶山南边不远的煤炭厅子校上小学,后来我才知道先前舅母曾在那里任过教师,这可能是小姨在平顶山居住的原因。 小姨每天要从平顶山坡上走下来,穿过一条那条弯曲的、并不宽阔的公路,从“农业社”的菜地里的条小斜路徒步走到“友好路”,乘坐到煤矿化工厂的交通车。 在我的印象中,小姨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到了冬天,从友好路下了交通车,还没有步行到平顶山山坡上,天就已经是很黑了。早上,天不亮,小姨就出门上班了,因为晚了怕赶不上在“友好路”停靠的厂里的“交通车”。 那时乌鲁木齐市区的公交线路不多,偏僻的地方不通公交车,如果赶不上“交通车”,坐公共汽车车不仅要买票,还不能直达地处碱泉沟那山洼里的煤矿化工厂。 在坐不上单位交通车的情况下,小姨有时选择坐十七路公交车。在平顶山南边也就两、三站的距离的南昌路,是十七路公交车的“八农”终点站, 唯有坐十七路公交车到幸福路终点站,才能再步行走到煤矿化工厂。 五 在小姨家住了几天之后,小姨就忙着开始托人给我找工作。她说一个大小伙子老呆在房子里不行,要尽快找工作挣钱。当然,小姨也推心置腹地给我说了一些话:“就是考虑到你父亲不在啦,想给你们家减轻点负担,才让你来新疆的,原计划是让你二哥来的,听说他到河北张家口当兵去了,这才考虑到让你来!来新疆了,要听话,不要和社会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接触,不能在外面和人打架,如果在外惹事生非,会马上让你回去!另外,在新疆,我和你舅舅都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啥社会关系,也给你找不上太好的工作,你来新疆冬天最好的工作就是烧锅炉,天热了是搞建筑、盖房子!” 小姨给我说这话时,我一一点头答应。我心想,小姨毕竟是我母亲的亲妹妹,所说的一切应该都是为我好!和我母亲相比,小姨给我讲的道理显然比我母亲要深刻、直观一些,因为小姨是有文化的人,而我母亲没有上过一天学,全靠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教育我们兄弟姊妹几个。 很快,小姨通过老乡的帮忙,为我找到一个在新疆工学院烧锅炉的工作,每月工资是八十元,分白、夜两班倒。 无论是上白班还是上夜班,小姨都给我提前准备了所带的饭菜,一个铝制长方形饭盒,饭盒里放两个白面馒头,所炒的菜不是白菜,就是土豆丝,或者是白萝卜丝、胡萝卜丝。 每当做晚饭时,小姨都要刻意多做些,将我上班所带的饭菜用饭盒装好预留出来。我知道,小姨上、下班很远,回来常常是天黑了,还要做饭,准备我明天干临时工走时所要带的饭菜。 冬天过去后,冰雪融化,万物复苏。春天,整个乌鲁木齐市所烧的锅炉也停了。平顶山上,排排小平房顶小烟囱产生的黑色烟尘没有了,太阳也经常能看到了。 我又先后在平顶山上的储油所砌过围墙、在石油新村打过地面,在友好路西侧及老满城的一个制药厂院子里盖过楼房,在乌鲁木齐老城区的小西门拆过旧房。 出门打工,既然是临时工,就没有一个是永久和固定的,很多原因都是活儿完了,工程结束了,不得不重新找工作。在没有找到工作的情况下,我就呆在小姨家里。 小姨上班不在家,我又不会做饭,记得有天是星期天,实在是有点饿了,就煮土豆吃。那天表妹没有上学,也在家说饿,于是我们就煮了半锅土豆吃,吃第一个土豆时我感到味道不错,好吃,我一连吃了五个煮土豆,这下可坏了,吃的太多,吃伤了肚子。直到现在,我都不想再吃土豆。 事后小姨说:“一个大小伙子,呆在家里,连饭都不会做,咋行?将来找个媳妇,人家看你啥都不会干,能愿意?”于是,小姨开始教我做饭,她做饭时专门让我在炉灶跟前看着。在家乡,母亲从小就娇惯我们兄弟几个,从不让我们学做饭。我们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小姨说:“来新疆不能和在老家时一样,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学会做饭是必需的,起码自己不会饿肚子!” 慢慢地,在小姨的影响下,我学会了蒸抓饭、蒸米饭、和面、擀面条。 小姨也常说,艺不压身,学会啥都比不会要强,生活起来也方便。当然,学会了做饭,对于我来说,的确有了一种成就感。 六 在我的记忆中,小姨上班出门时常提着一个用普通白布缝制而成的布袋子。为了防止勒手,小姨将布袋子的抓手用软塑料管穿着,提着感觉很舒服。无论是上班时间还是在星期天,只要出门,她总忘不了提那个布袋子。 每天下班,小姨都会在我认为最繁华的市区“友好路”下车。当时的“友好路”还叫“反修”(反修路),人们习惯称“友好”或“反修”。那时,在友好路的东侧,是一排面西背东的平房,这一排房子有蔬菜门市部、土产门市部、五金百货门市部等,买东西的人来人往,好不热闹。这里有一、二路公共汽车站。 小姨下了“交通车”后,就提着那个布袋子在门市部买些东西,有时再步行到不远处“友好农贸自由市场”买些蔬菜。 每天下午,我都盼望小姨早点下班,因为她从外面回来时,总能从那个布袋子里掏出很多东西。有时是饼干,有时是糖块,有时是火柴,有时是布料,有时是白菜、萝卜,有时是鸡蛋、砖茶。 还有一次,小姨给我买了一双黑色的“三节头”皮鞋,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穿皮鞋。在老家时我从来没有穿过皮鞋,也没有钱买。当兵后,这双“三节头”皮鞋我放在一个木头箱子里没有再穿。当兵复员后,我又穿上这双“三节头”皮鞋到新疆丰收电厂参加工作。 当时,我最关注的是小姨那布袋子里的《乌鲁木齐晚报》。小姨在友好路站下车后,总能在车站附近的地摊上或书报亭,买到一张当时只有四个版面的《乌鲁木齐晚报》,小姨爱看晚报,我也爱看。 小姨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小学毕业生。 在那个年代,对于一个生活在农村的女孩子来说,小学毕业已是很高的文化程度了,但小姨多年来她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文化知识,总认为自己所学的东西少,一有空了就读书、看报。 那时《乌鲁木齐晚报》刚创刊不久,版面不多,栏目、内容却很是丰富,文章短小精悍,看了让人感觉过目不忘。《乌鲁木齐晚报》是我来新疆接触到的第一张报纸。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对写作的嗜好始终没有丢,这为我以后走上新闻写作之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七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来新疆打工的内地人开始多了起来,因此找份儿理想的工作也并非易事。 在小姨所在的煤矿化工厂,她求别人帮忙,至少给我找了三份临时工作,只是所干的时间都不太长久。我至今仍记得依次是挖管沟、打水泥地面,给煤矿化工厂后大门围墙安装防盗网。 前两样临时工都拿上了工钱,最后这次一分钱也没有拿到手。小姨就拖欠工钱的事曾不止一次找过介绍人,介绍人每次都说:“干活儿的人都没有拿上工资,工程款一直没有结算,再等等吧!”如此几次,小姨考虑到介绍人和她是一个厂子里的,又是个老师傅,经常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此后就再也没有给我要这个工钱,只是曾经安慰我说:“咱吃一次亏没有啥!吃亏是福!” 后来,小姨托人为我找到了较为长久的临时工作,这个地方就是原乌鲁木齐市牛奶公司乳品厂。该厂位于乌鲁木齐市火车南站下面长江路口西侧烟草公司的后面,是计划经济条件下极为吃香的牛奶加工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社会上牛奶加工企业的激烈竞争,牛奶公司乳品厂慢慢败下阵来,退出历史舞台,最后被乌鲁木齐百商企业集团兼并进行资产重组。 刚进乌鲁木齐市牛奶公司乳品厂时,我和几个小伙子给车装垃圾(锅炉烧出来的废渣),然后跟车到一个山坳里卸掉,然后坐车回来再装。有时是打扫院子卫生,或到牛奶公司乳品厂冬季承包的责任路段铲除冰雪。后来,我先后又在牛奶公司乳品厂的装卸组、洗瓶车间、灌甁车间、泵奶车间干过。在装卸组时每月工资是一百二十元,工资最高,而在洗瓶车间、灌甁车间、泵奶车间每月工资是八十元。相比之下,在装卸组工作累一点,在车间就比较轻松,尤其是在泵奶车间。 为能到牛奶公司乳品厂干临时工,小姨曾托老乡帮忙,不仅请人家到家里吃饭,给人家说了一系列的好话,人家临走时还给人家送上两瓶当时的新疆名酒,玻璃瓶装的新疆“伊力特曲”。 事实上,我在乌鲁木齐市牛奶公司乳品厂工作后,确实是让小姨省了不少的心。 八 在我的工作相对稳定之后,也就在这年的秋天,小姨回了趟老家,坐火车将姥姥从老家接到了乌鲁木齐市,住在了平顶山坡上的小平房里。这时,表妹常红已经去舅舅家上学去了,吃住在舅舅家里。舅舅家的两个孩子,也就是我的表妹冬梅和表弟广元,当时都在乌鲁木齐实验中学上学,学习成绩很好,舅舅试图通过我的表妹冬梅和表弟广元能够带动一下表妹常红的学习。 下班回到家,见到姥姥,我非常高兴。 小姨将姥姥接到新疆的原因给我说:“你大姨和你妈年龄都大了,平时也都忙,没有时间到马营村去照顾你姥姥,你姥姥得病了,我将她接过来照顾,我的时间相应来说比你妈和你大姨要多一点!” 原来,姥姥得的是癌症,已是晚期。为了不给自己留遗憾,小姨尽量在生活上满足姥姥的要求,托人找了个老中医,为姥姥治病,为姥姥开药方,以能够延缓姥姥的生命。 我亲眼看到,小姨只要一下班,又是做饭,又是为姥姥熬中药汤喝,家里家外,忙忙碌碌。 也就几个月的时间,病魔还是夺去了姥姥的生命。 在平顶山那座小平房里,姥姥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那天晚上,外面已经有了积雪,天气异常的寒冷。我在小平房里,守在姥姥遗体的一旁,等待着小姨四处跑着求老乡们帮忙,料理姥姥的后事。 最终,姥姥的遗体被安葬在小姨所上班的煤矿化工厂围墙外的北山坡之上。二十多年后的一个清明节,又是在小姨的安排下,姥姥的遗骨被起回老家,和姥爷合葬在一起,实现了姥姥的魂归故里梦。 九 姥姥去世后,小姨将家搬到了煤矿化工厂的“窑洞”里。说是窑洞,实际也是一排小平房,和普通小平房所不同的是,这“窑洞”平房内顶部呈“半圆”形,小姨以及左右邻居都称这平房为“窑洞”。 “窑洞”背靠一个土山坡,山坡长了很多荒草。山坡顶上有一道乌鲁木齐步兵学校(现为西安陆军学院乌鲁木齐分院)的围墙。“窑洞”前面的路基下,是一个不规则的长满野草的大坑,大坑里常年干涸,没有水。 小姨是个好心人,可能是她原来在家属院值班,左右邻居都知道她,她虽然不在家属院值班而到车间上班了,人们还给予她在安全上的信任。 记得有对维吾尔族夫妻,是小姨家所住“窑洞”西边不远处的邻居,夫妻两个都在厂里上班。女主人的父母在新疆的南疆。逢年过节,这对维吾尔族夫妻都要到南疆去走亲戚。这时,女主人就过来了,师傅长师傅短的聊着家常,临走时就会把房门钥匙交给小姨:“麻烦你秦师傅啦!”那意思就是在他们不在家时,让小姨给他们照看一下房子。 这不,有我在,只要人家一去南疆去,小姨就把这个为人家看门的任务交给了我。一到晚上,我就睡到人家的“窑洞”里。虽然那“窑洞”里的味道充满了疝气,常常使得我睡不好觉,但我还是能够圆满完成看门任务,直到人家从南疆回来。 人家回来后,一再对小姨表示谢意,但小姨每次都会笑着说:“不要谢我,要谢就谢俺外甥海江,是他晚上去你们家为你们家看的门!” 其实,小姨爱给别人帮忙也不是一、两天了。小姨常说,有多少好心人给咱帮了忙,咱不能忘本,更不能“过河拆桥”,人家给咱帮忙了咱也要帮助别人!她在工作之余,还常给人家介绍对象,因为人家都知道她比较热心,不少是主动找上门来的。让小姨给介绍过对象,曾经在坦克团修理营当志愿兵的河南老乡小商,现在年龄都快过六寻,但只要和我见面一提起小姨,他都会说:“姨姨真是个热心肠呀!” 还有,小姨刚退休时,一到下午,她就提个包裹出去,到天黑了才回来。后来才听她说,是到乌鲁木齐人民广场摆地摊卖东西去了。这对于熟悉她的人来说,肯定有点不理解,因为都知道她有退休金,没有必要再为生计去摆地摊。 原来,表妹常红大伯家的女儿常丽批发了些东西,长时间卖不掉,求助小姨。小姨曾给我说“帮帮她吧!出去活动活动也好!反正我退休了在家闲也是闲着!” 这样,每天下午,她都要走到离家不远的山坡上,坐上后来开通的三十六路公交车到广场摆地摊。不知道的,还真以为她是生活所迫,实际上不是,她有自己的退休金,她纯粹是帮忙,没有为自己落一分钱,所卖的钱一分不少的给了常丽。 十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乌鲁木齐市参军入伍,被分到新疆南疆岔子沟的某战役储备库当兵。那是个寒冷的晚上,我是坐着戴着篷子的三轮摩托去火车站坐车去南疆。临走前,小姨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安心服役。事后我才知道,为我当兵,小姨曾给帮忙人送了两条毛毯。后来,我又被从新疆南疆岔子沟的某战役储备库,调到地处乌鲁木齐市北山坡上的新疆军区后勤部通信营,小姨又给为我办调动的帮忙人送了两桶鸡蛋。 当兵之后,我经常给小姨写信,汇报自己在部队的一些工作、生活情况,小姨在信中几乎全篇的文字都是鼓励,很少有批评,大概意思是:“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自己照顾好自己,团结同志,争取立功受奖!” 是的,在那个年代,当兵也不是说谁想当就能当上的,因为名额有限,竞争非常激烈。我曾经先后当了三次,前两次全部失败,最后这一次是在小姨的努力下,我才得以实现当兵的梦想。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人生之路如果走的顺了,给人感觉过得就非常的快!转眼三年服役期满,复员到了联系工作的时候。此时已经到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期,正赶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乌鲁木齐市的很多企业在变革中优胜劣汰,走下坡路的不少,破产的不少,稍微好一点的企业,没有一定的关系,仍然是无法进去。 复员后,又是一个极其很冷冬天。没有联系上工作,我便跟老乡到乌鲁木齐市北郊的铁厂沟、小红沟等一些小煤窑拉煤,然后运到乌鲁木齐市河滩路上一个称为“中桥”的市场上去卖。 顶着刺骨的寒风,我站在冰天雪地的卖煤市场上,后悔自己当初不应该婉拒部队的挽留。其实,当时部队曾想将我作为新闻报道骨干留下继续服役的,只怪自己思想太幼稚,想着毕竟当过兵,找工作不会太难,不想离开部队在地方找工作竟然如此之难。 小姨很是为我的工作着急,在星期天多次到跑到舅舅家里去,商量着为我联系工作的问题,最终舅舅为我联系到了比较不错的电力企业——新疆丰收电厂。 新疆丰收电厂地处天山深处阿拉沟,距离乌鲁木齐市区二百四十多公里。我从部队回来后参加工作工资比较低,怕花钱,舍不得在食堂买贵菜吃,身体受到了影响。 一次,我到乌鲁木齐市建设路的新疆电力工业局政工处送党费报表,抽空到小姨家去。小姨看到我身体消瘦,料想到我是舍不得吃,就坐公共汽车到火车南站批发市场,为我买了一箱方便面,让我带到阿拉沟丰收电厂,晚上饿了加餐。 在山沟里时间长了,工作调动又不太好办,我曾一度耐不住艰苦条件长期工作的性子,产生了急躁的情绪,有了想辞去工作的想法。 当时“下海经商”热潮正在兴起,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进行了一次南巡。标题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报道,真实记录了小平同志在深圳视察时所做的重要谈话,在新疆的大小报纸上都登载出来,引起了不少震动。我所在的丰收电厂也组织进行了学习。另外,我也道听途说过一些“下海经商”的例子,谁谁谁将工作辞掉去深圳了,某某某将工作辞掉去乌鲁木齐了,思想有点动摇。 小姨知道后,仍然像我当兵在部队时一样,写信或者当面说服我,让我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找个正式工作太不容易,千万不要把工作丢啦!工作就是你饭碗,没有了工作,也就没有了饭碗!” 正是小姨的鼓励,我没有盲从,而是脚踏实地,业余把很多的精力用于自学新闻写作上,无意在一次业余新闻采访时,结识了南山矿区武装部的杜政委。终于,在丰收电厂工作了三年之后,我被调到了地处阿拉沟的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武装部工作,后又被调到原乌鲁木齐军分区(现为乌鲁木齐警备区)政治部,后辗转来到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政府工作,自己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让小姨感到欣慰的是,我从部队来到地方之后,路子走的越来越顺,比她预想的要好一点。有时候小姨出门,当邻居们问起“你外甥从阿拉沟调回来没有?”她都会很自豪地回答:“早调回来啦!是人家自己办成的!” 另外,还有表妹常红,她护校毕业后,没有正式工作指标,在舅母的一个学生父亲的介绍下进了新疆一家比较有名气的医院当临时工。时间不久,赶上这家医院要人,表妹常红以优异的成绩参加考试,成为正式护士,后又参加成人自学考试获大专学历,不仅入了党,还当上了这家医院高干病房的护士长。在小姨看来,我们作为社会上的普通百姓,能干上今天的工作,能过上今天的好生活,实在是人生之幸事。 现在,小姨已是年逾七旬的人,安享着幸福的晚年。虽然退休金不是太高,但小姨还时刻想着我乡下生活的母亲,每年都要给我母亲寄钱。她给我说:“你姥姥、姥爷,大姨都不在世啦!现在老家也就二姐这么个亲人啦!” 在我看来,人生路上,虽然帮助我的人很多,但能够决定我此生命运的人,就小姨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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